“應對氣候變化從根本上說是通過創新打破碳排放空間有限對發展的約束。盡管初期會面臨許多壓力，創新能力一旦形成，將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超過預期的增長動能，使增長與減排相互沖突關系轉化為相關協同且共贏的關系。”日前，在2023綠色轉型與高質量發展國際研討會上，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提出一個重要概念，即創新型“碳替減”，通過低碳、零碳技術替代傳統高碳技術以達到減碳的目的。

劉世錦表示，創新型“碳替減”不僅減少了碳排放，同時也大幅降低了單位產出的碳排放強度，降低了減碳成本，提議將創新型“碳替減”納入全口徑碳核算體系，形成包括產出增量與存量、碳替減與傳統碳減排在內的全口徑碳減排核算體系，客觀評估創新帶動的“碳替減”在綠色轉型中的意義和價值，并為實現碳中和目標提供新的思路和解決方案。

能源發展正在從資源依賴轉向技術依賴

我國能源資源稟賦決定了要從由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煤炭的路徑，而不是由油氣替代煤炭，再由可再生能源來替代油氣。

中電聯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王志軒認為，在可再生能源替代煤炭的過程中，要堅持“先立后破”的原則，傳統能源的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基礎上，這也是構建新型能源體系的核心要點。同時，新型能源體系的相關要素較過去也發生演變。

首先是經濟、能源、環境三者的平衡點關系發生變化：從資源價值向生態價值、技術價值導向演變。

其次是轉型動力也有所演變，包括技術進步、融合發展、市場與政府等。

最后是轉型約束由資源稟賦約束逐步向氣象要素、能源安全要素約束演變。

能源發展正在從資源依賴轉向技術依賴，帶來深刻變革，新能源技術的經濟性提高驅動新能源快速增長。過去10年，我國風電發電量占比從2012年的2.0%增長到8.8%，太陽能發電量占比從0.08%增長到4.9%，2023年更是得到爆發式增長，預計風光裝機將超過2億千瓦。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副院長楊雷分析，“生產力改變生產關系”將在能源領域生動展現，波動性可再生能源占比的提高，會深刻改變能源的結構和運行方式，也帶來諸多新挑戰，比如新能源跨季節的波動性、電動汽車充放電的負荷變化等。我國不能再繼續按照傳統能源的方式來規范和擴大新能源，應該從系統角度優化和提高能源系統的靈活性和韌性，深化能源革命，驅動新的商業模式，推動能源體系建設從傳統的能源供應向能源供應與需求融合發展轉變，這樣才能真正構建起新型能源體系。

實際上，新型電力系統是新型能源體系的核心，“十四五”電力行業已進入了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的關鍵時期。特別是，煤電功能發生重大變化，已經由過去電量電力支撐逐步變成主要是電力的支撐，靈活性調節和兜底保供，保證電力系統的安全。

清華大學教授夏清表示，目前，社會上擔心新能源增長太快，以致于電網難以消納。其實只要現貨市場機制到位，新能源全部進入市場，有顯著差異、反映新能源波動性的分時節點電價，必然激活分布式儲能遍地開花，促進就地就近消納新能源，極大減輕大電網消納新能源的壓力，以新能源加儲能的方式逐漸替代火電，在平衡機制上應該有相應的改革來適應新能源的發展。

新能源是分散的，同時負荷也是分散的，因此可以盡可能采用就地平衡的方式來消納新能源，像德國采用的就是“平衡單元”的模式。如果所有的供需不平衡的波動都讓大電網承擔，必然增加大電網提供靈活性資源的成本。新能源比例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需要機制改革適應其發展，下一步，要重點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用價格機制讓這些資源有效協同起來，從供給側改革走向需求側改革，從需求驅動新能源與新型儲能的發展，所有的技術創新都是結果，唯有機制是創新源泉和動力。

我國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

我國新能源已經實現產業自信，需要加快市場機制創新。然而到現在為止，90%的電量是在中長期交易完成，只留了10%給現貨市場。同時，市場競爭還是以發電側為主，大部分新能源、需求側資源都還沒有進入市場。在這樣的機制下，新能源的全部波動性沒有通過現貨市場的價格傳導到用戶，以體現不同時段用電價值，像儲能等靈活性資源就缺乏真實的價格予以價值度量，必然弱化了這些資源的價值。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和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有力的“雙碳”目標引領與倒逼，以及有效的碳排放“雙控”制度供給與創新是其中核心要義。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徐華清表示，在碳排放強度控制的基礎上，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

要結合國家碳達峰實施方案及“十四五”中期評估，科學設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水平，科學制定“十四五”后三年碳排放增量目標及分解落實機制。

要研究設定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總量控制目標及配額分配方案，做好碳排放 “雙控”與排放權交易制度的銜接。

要研究制定差異化的地區碳排放總量和強度控制目標與管理模式，逐步確立“自上而下”的總量控制目標及地區責任分擔模式。

要加快完善省市兩級行政區域碳排放年度核算方法和報告制度，實行重點單位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報告制度。

要加快推進應對氣候變化立法進程，建立以碳排放“雙控”為核心的制度與政策體系，確保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碳達峰工作。

夏清認為，我國“雙碳”的步伐正在加快，特別是，新能源賽道走在世界前列，但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出現產能過?，F象。分布式光伏發展非?？?，電網由于沒有足量的調節資源難以消納；另一方面，我國新能源配比諸多儲能未能得以利用，因此“過剩”是一種表象，其本質是機制沒有到位，生產關系需要適應生產力。技術、機制、商業模式等三大創新的核心是機制創新，因為只有合理的機制才能使得技術創造的價值得到認可與補償，也只有機制創新才能孕育新的商業模式。

眾所周知，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國際社會共識，中國始終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一級巡視員蔣兆理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環境部貫徹新發展理念，將應對氣候變化擺在國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構建完成碳達峰碳中和“1+N”政策體系，以最大努力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2022 年，我國碳排放強度較 2005年下降超過51%，水電、風電、光伏發電和生物質發電裝機規模均居世界第一。我國堅持減緩和適應并重，推動落實《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 2035》，全面提升適應能力。

不斷培育鍛造新的綠色動能和競爭優勢

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向、推動減污降碳協同增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由量變到質變的關鍵時期。要堅持把綠色低碳發展作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積極創新實踐，推動綠色轉型賦能高質量發展，為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貢獻智慧和力量。劉世錦分析，我國在創新型低碳綠色技術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包括完善的產業鏈、強大的韌性和抗沖擊能力，以及民營企業在創新中的活力和快速反應能力，這些優勢將有助于中國在全球綠色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和諧共贏。

工業高質量碳達峰是建設新型工業化的基本要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智宇表示，工業既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來源，也是低碳零碳技術、材料創新的重要載體和主要動力。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具備高速工業化向高質量工業化轉型的基礎條件。但是，新建工業項目投資大、壽命長，既面臨當前碳邊境調節機制等短期挑戰，也面臨碳中和的長期挑戰。因此，先進企業、領先行業、發達地區有必要、有條件率先加快工業綠色低碳轉型，加大節能提效、電氣化和數字化轉型力度，在開發環境和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不斷培育鍛造新的綠色動能和競爭優勢。

新型工業化不僅是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體現，而且是對綠色低碳轉型的探索，實現這一轉型需要圍繞“三化”目標：產品和生產過程的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這一轉型不僅能夠加強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中的位置，而且對滿足國家節能減排的要求也至關重要。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王昊認為，面對人口結構變化和國際綠色低碳要求，我國制造業遇到了挑戰，但也迎來了轉型機遇。因為，新型工業化需要新技術和模式，特別是，信息技術的應用將推動產業模式創新，并促進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我國必須通過產業創新來推動綠色發展，這是新型工業化的核心動力。“通過技術和創新的引領，我國將實現更加綠色的發展。”王昊強調。

來源：中國工業報